大哉昌邦  伟哉絜兹 ——恩师潘絜兹先生十年祭

大哉昌邦  伟哉絜兹

——恩师潘絜兹先生十年祭

文/阿里雷公

春蚕化生，蕞尔微虫。春蚕吐丝，焕若彩虹。

春蚕何取，一桑始终。春蚕春蚕，万世可风。

                                                    ——潘絜兹

今天我和诸位老师前辈、画界同仁重温并诵读恩师潘絜兹先生自勉、自寓和自励的诗句，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怀念和感激。我现在撇开研读和诠释他高远丰厚的学术理论著述和绘画作品（我在2002和2003年先后用两篇文字略写过），只简述先生以大善至美的行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来追怀这位画史上即平凡又伟大的老人。

他是爱国者。当日寇铁蹄踏破中华大地，国破家亡，山河破碎之际，先生毅然投笔从戎，追随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洒血报国东征西杀。先生随33集团军和第五战区司令与500司令部的国军壮士强渡襄河，斩断日寇13师团战役中，与一倍半于己的敌人拼杀。张将军壮烈殉国，潘先生浴血重生。

他是大学者，敦煌学家。先生对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有着虔诚的热爱、强烈的传承与复兴的使命感，并依靠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学识积淀，解读、阐释着历史与艺术。先生的著作和美术理论有：《敦煌的故事》、《接受敦煌遗产》、《工笔重彩十六观》《绘画史话》、《敦煌服饰资料选》、《阎立本和吴道子》和《九色鹿》等。他还有理论高瞻的为各类团体和老中青艺术家画展与画集撰写的前言。他曾任组长直接和刘凌沧、黄均、陆鸿年等专家组织参与实施山西永乐宫壁画搬迁的工作及多处古代石窟和墓室壁画的保护工作。

他的著作是各门类学者现在和将来进行敦煌学和中国画——尤其是传统和近当代工笔重彩画——研究的极具指导性的宝贵学术财富。

潘先生站在历史前瞻的高度提出“大中国画”观念：以大视野、大胸襟、大魄力，在当代语境和传统精神的交叉点上对中国画作纵向的开掘和横向的扩展，壮大中国画的创作队伍，拓宽中国画的表现领域，丰富中国画的表现手段，增大中国画的容量，凸显中国画的民族特色，构建中国画的大格局、大气象，加大中国画的影响力，在多元的世界艺术中显示出中国画巨大的魅力。

他是诗人。虽平素不甚言辞（那是少遇的知音），但可出口成章，落笔成赋。他把每一幅工笔重彩画当作文章和诗来创作，无论构图，色彩，线条和立意，绝无雷同，更无重复。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先生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提升到禅化的境界，以至于一般凡夫俗子难能领会和理解。先生的《致工笔重彩》诠释了他为工笔重彩而来为她而去的理想和使命感。《春蚕颂》以小见大，将辉煌的业绩和推动复兴发展工笔重彩画事业的旗帜性功绩，谦逊地自比“蕞尔微虫和铺路石”。他有极高的遣词造句的能力，其诗自由流畅，受乐府、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的影响，他不拘一格，四、五、六、七、八言，可长可短任意排列使用，也用自由体。先生曾夸我诗写得好，并教导我诗达意为最，不要受形式束缚，用感情主导形式，流畅达意抒情即可。

他是书法家。童年和青年时代曾遍学颜柳欧赵，从中年即打破方字砖法，尤其是晚年自创既不同于启功的“竿” ，又不同于溥杰的“弯”，我谓之潘氏蚕体。他敢破书家之忌，惯用小笔书大字，其一点一划间浸透着超脱凡世，不入俗流的春蚕精神。他每每挥笔之前运筹成竹，下笔有神，势如疾风劲草。虽求字题词者甚众，但终因先生其他才能太旺，压过此艺，故春蚕书体还待我们日后作专门研究。

他是艺术大师。先生从破败艰难的敦煌莫高窟走来，有幸上乘曹不兴、顾凯之、吴道子和阎立本等古代先贤之肩，舍生忘死（在莫高窟研读和临摹壁画时曾从梯子上摔下晕死过去），投身画中，穿越时空与古代艺术巨人对话。又在新时代敞开胸怀极大吸收西洋、东洋、印度和伊朗等各种艺术之长，拿来我用，不断否定自我，不断升华出新变法，始终身体力行站当代工笔画创新发展的潮头。他用新时代的线条和色彩赋予楚辞、乐府、唐诗、宋词新的生命。先生在《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九歌》组画，《中国神话》组画，《李白妇女诗集绘》、《花与女》、《春蚕颂》等作品中，尤其是晚年巨制《敦煌组画》。一笔笔，一步步实现了他追求的大俗大雅，尽善至美的终极理想。

他号召画家从封闭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书斋画室中解放出来，走向大环境、走向社会、走向人民，题材要拓展、技法要出新、工具要改革。不管是接受系统教育的学院派，还是自学成才的草野派，不管是名家巨匠，还是民间艺人，多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开创中国画丰富多彩、百花争艳的格局，开辟中国画更大的天地，超越历史，再造辉煌。

他是导师和慈父，更是伯乐。他青年时代就在京任职过教师，解放后也多次在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授课。先生对每一位求教和立志成才者，无论贵贱尊卑，无论相识与否都投以真诚厚爱。先生在画展上发现还是学生的张凭作品优秀，他就撰文登刊宣传提携，还与夫人一同登门看望鼓励鞭策之。

当我和师兄萧玉田谈起老师时，他细细地跟我讲：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拜在潘絜兹先生门下开始学习工笔重彩画的。锦州读初中时，在市图书馆借阅过一本潘先生创作的《孔雀东南飞画传》画册，从那时起，“潘絜兹”这个名字就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1978年，我将自己正在创作中的的工笔重彩连环画《阿诗玛》斗胆寄到北京画院潘絜兹先生处，请潘先生赐教。我很快收到了先生回信。先生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出了不足，对我在工笔画处于低谷时能坚持工笔画创作表示很高兴，殷切地希望我能坚持下去，创作出更优秀的工笔画力作。1979年夏天，我带着自己的几件新作第一次到潘府登门求教。潘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潘先生放下自己的创作，认真地观看我稚拙的作品，耐心细致的指出作品的长处与不足，并具体指导我如何克服存在的问题，如何扬长避短。在潘先生从我的启蒙老师著名山水画家王钟秀先生那里了解了我跟他学画的经历、我的悟性、刻苦与人品之后不久，我正式成为潘先生的入室弟子。潘先生不仅在绘画技艺上悉心指导我，而且引荐我拜见师伯刘凌沧、任率英等名家巨匠，多次带我到广东、山东、浙江等地出席各种学术活动，介绍我加入中国工笔画学会成为首批创会会员。

在创作上，潘先生重在审美取向方面引导我，培养我在感性与知性之间的整体驾驭能力，努力使作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要求我作画要达意抒情，他说中国画无论工写，均以意趣为宗。工笔画家作画要做到笔工意写，骨立神完。潘先生很少讲“技”层面的东西，多是在辅导我作画时，让我自己去领会、掌握。潘先生曾说：“世有万象，画有万法，法随意生，法因人异，不可执一以概全。” 要求我等弟子做足画内功夫，磨砺画外修养，兼擅多种技艺，萃众长于一身。在跟随潘先生学画时，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工笔重彩画一向是寂寞之道，学习工笔画要有苦行僧式的献身精神、不求闻达不慕名利的守道精神，愿意甘守寂寞，心无旁鹜，闹中取静，以平和的心态潜修黙练，这个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在绘画创作中我谨尊师命。潘先生曾说，“善学者择善而从。人各有禀赋，同出师门，所学各有侧重，所得也各有浅深。加上个人的个性与创造，便呈现各自不同的艺术面貌”， “虽然一家有一家法，但酷肖老师的学生不是有出息的学生”。潘先生不要求门人对他亦步亦趋，而是以他高尚的人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艺术实践默默地熏陶、影响着我们弟子几人。这好像禅宗不以言传，不立文字，只重心悟。跟随先生24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怎样做人。我当选了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立志要向先生那样无私奉献，与中国工笔画学会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戮力同心，让先生未竟的振兴工笔画的事业薪火相传。

而今，萧师兄已经是极有成就的著名艺术家和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协会副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日本现代美术协会理事、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兼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承德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承德画院名誉院长。

   当年轻的小老乡袁翔辞去家乡文化馆工作，只身漂来北京投奔求学，潘先生先是留宿他于春蚕画室，为鼓励其追求艺术之志，特当面画一唐代女诗人薛涛诗意工笔仕女画相赠。后介绍他去找在美协工作的马德春先生，请其帮忙让中国美术馆收藏袁翔所作木雕工艺作品，以解决暂时的生活费用。还介绍他去承德画院边工作边学画，请院长萧玉田先生代师授徒。

当袁翔渐渐成才，并于北京大兴安家时，为支持和扶助他，潘先生请人将纯木制画案和五斗柜等家具运去送给他，像这样成人之美的事还有许多，潘老只做不说，真乃慈父般君子也。

潘老还特意指导谢振瓯师兄：你再去敦煌不要看塑像，那是有仪规的，你要一次只看一窟，仔细临摹壁画定有收获长进。故而谢师兄技艺大进，尽得汉唐仙气熏染，遂有《大唐伎乐图》获全国美展金奖，并随潘絜兹先生指引的复兴汉唐雄风之路，佳作层出，硕果多多。

我从广州著名画家罗远潜与先生的书信往来和先生为罗远潜所撰《精晋不已艺必大成》中，看到了他们神交心交的师生情谊。先生曾设想为推动工笔画恢复至盛唐，特别设计组织几位画家作一“汉唐雄风”专题展。通过书信和画稿、图片，潘先生精心细致地指导罗师兄创作出《鸿门宴》、《天马歌》、《大风歌》、《魏武观海》和《垓下歌》等大型组画。先生在文中说：“他数年来吃大苦，耐大劳，达痴迷之境。我给他出难题，他交出色答卷，令我感激和满意。”（我希望并相信新一届中国工笔画会的领导班子精力旺盛，能力更强，应该有能力继续潘先生“汉唐雄风展”的事业，完成老人家的遗愿。）

我1972年到北京画院学画，其间得马泉、吴休、王文芳和彭培泉多位老师指导，1976年得识潘絜兹先生，1978年由于筹备北京工笔重彩画会，有幸因传递信件而游走于潘絜兹、刘凌沧、刘继卣、任率英、潘素和黄均等老一辈先生之间。因家和工作在郊区，经常夜宿北京画院雨儿胡同13号院（今齐白石艺术馆）——马泉、王文芳、彭培泉和王绍明等老师共用的拥挤的画室。潘先生得知此情，就热情留我经常食宿在春蚕画室。30多年间有幸耳濡目染，得先生的教诲和关怀，艺技得大长，终能独创画龙新法。并结合伊朗细密画之长，在中国画坛开创中国伊斯兰细密画。

1999年，我应约画出一套以龙为题材的挂历，从此与画龙有了不解之缘，向恩师请教时，他欣然题诗一首：“中华文明越万年，巨龙腾飞上九天。雷公巧夺僧繇笔，一鳞半爪留人间”。今天读来越发理解先生既肯定我创新又鞭策我戒骄戒躁的爱徒苦旨。

2001年元月，我在朝阳文化馆举办龙展，开幕那天清晨，先生书以四尺整宣《苦学百事成》，表达对学生的祝贺，并激动地亲自高声诵读给在场的黄均、丁井文、刘炳森、吴休、赵志田、马德春、李力生、刘隆、任梦龙和金大钧等众多中外来宾。先生此文既是贺我龙展，也在提醒和激励我：“再下十倍苦功，不要老盯过去，要再造殊荣，再立新功，要永远走在伊斯兰画派的前列。唯此，才有望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的希望。”

每次出国办展回来，我都要去看望恩师并向他汇报，先生对我一天天的进步由衷地高兴。他深知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匮乏和发现与成长之不易。1997年我出访美国一个月后，回来第一个看望的就是先生和师母，谈话间，老人家突然对我说：“小雷，你是穆斯林，去过伊朗，很了解伊朗的细密画，又做过四年珐琅美工，有中国工笔画的根基，你可以探索将伊朗艺术之长与中国画结合起来，开创出一个属于中国穆斯林的绘画风格有多好！”

经先生点化，通过一幅《波斯之女》画稿的七次反复不断地探索蜕变，终于将第一幅成功之作展现在先生面前，得到了他的肯定，也得到了中外朋友的肯定。《铜匠》、《乐园》、《张骞出使西域》、《和平使者——郑和》等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细密画相继诞生，她们一次次随我出国参展。《铜匠》在第四届当代工笔画大展和第八届国际艺术博览会连续获奖。2010年，《阿舒拉之光》在伊朗第十三届阿舒拉国际研讨会上揭幕。在中伊建交40周年大会上，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将此画唯一复制本作为国礼赠给伊方，我被伊朗中国友好协会授予“杰出穆斯林艺术家”称号。

由此，我这在文革后只高中肄业的人，通过潘先生按中国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法，被造就成一个略有出息的艺术家。全仗恩师一片爱才之心，同样的师傅带徒弟，使先生的门下走出一批像萧玉田、罗远潜、贾冕、荣子林、谢振瓯、孙玉敏和袁翔等有个人艺术风貌的杰出艺术家。

这表明，不通过读研、读博接受学院教育，中华民族也能按传统方式塑造出别具一格的优秀人才。我们从近代的徐燕孙、张大千和齐白石的成就；从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弟子表中，也可清楚地证明这一点。齐门之下，弟子二百，其中于非闇、李可染、李苦禅、王森然、王雪涛、胡絜青、黄苗子、陈大羽、卢光照、崔子范、许麟庐、郁风、王伯敏和藤厚楞山等等，都是在画坛各领风骚的大家巨擎。而白石老人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浸润滋养出来的参天大树。而更远的，还有孔夫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谈此似乎跑题，我是想提醒学者们可将“师傅带徒弟这一传统教学方法”单列专题研究，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教学育人方式，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潘先生曾经对我说：“经济全球化就是文化全球化，要警惕西方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侵略和冲击，我设想复兴工笔重彩画达到大汉盛唐的境地，就是要乘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之有利条件，实现我终生的理想！”潘先生作为导师，不单为复兴工笔重彩画立论（1988年发表《工笔十六谈》是复兴中国工笔画的宣言），更苦心孤诣，身体力行，用心血和真情为实现“汉唐雄风”培养生力军、接班人和后备力量。为此，先生还从生活、工作（几次写信给他的朋友，帮我调工作）、婚姻（先生为帮我在市内安家，让师母张怡贞两次带我到愈致贞、刘力上先生家，四个老人热心为我介绍女朋友）、育子和家庭等多方面关心我们每一位学生，堪比慈父。刚认识先生时他就支持我到刘凌沧、任率英、黄均和愈致贞、刘力上先生家求教，转益多师，还写信给何海霞先生等，推荐我去上门求教。这种宽阔心胸非一般人能有。

潘絜兹先生与我们别离十年了，可今天他好像就在我们中间。去年10月6日，97岁高龄的黄均先生也离我们而去，在为他送行时，在场的蒋采萍先生感慨地对我说：“黄先生的走，带去一个时代，完结了刘凌沧和潘絜兹先生那一代人的历史。”是啊！潘絜兹先生这辈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值得研究、继承和学习的遗产，人文、哲学、学术、画理，尤其是做人的学问。他们的为人和业绩会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谨以2002年新春所写“贺恩师潘絜兹米寿”和一首缅怀先生的新诗结束此文。

贺恩师潘絜兹米寿

八十八载绘春秋，九死九生天铸就。

艺品高标丹青史，青名永驻磐竹头。

长相忆

——壬辰遥寄恩师潘絜兹

转眼十冬夏，师生隔仙涯。

今日如重聚，重彩焕朝霞。

                                             2012年6月30日凌晨4时草

7月1日二稿于京华拥山书屋

7月4日三稿于鹤风堂

7月6日四稿于鹤风堂

7月7日五稿于鹤风堂

7月10日六稿于鹤风堂

7月24日七稿于鹤风堂

7月31日定稿于鹤风堂

9月19日再整理

此文发表于2012年9月《羲之书画报》